近年来，对审查建议反馈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仍存在反馈面不够宽、反馈时间长、反馈内容需要完善等问题，向社会公开备案审查工作情况也不充分。

[12]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数量分别为：2013年62件，2014年43件，2015年246件，2016年92件，2017年1084件。而目前备案审查的纠错机制主要是由常委会工作机构采用函询、提醒、约谈、通报、督促等方式，要求制定机关自行纠正。

例如，在依职权而进行审查的情况下，不管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主动进行审查而不应该受是否报备的限制。此外，还可以考虑对审查职责进行重新整合和优化配置，由各专门委员会分别承担主动审查和专项审查工作。参见祝捷：《论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决断和制度推进》，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12期。同时，这一过程对社会具有强烈的感染、教育和提示作用，它可以让公众亲眼见到民意的表达过程、立法正义的实现过程，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司法裁判、行政执法的被动接受者，同时，还可以追问司法裁判和行政执法依据的正当性，从而有助于增强立法的民主性及法与社会的亲和力，有助于真正树立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另起炉灶、破旧立新，而是立足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改造，充分挖掘和拓展备案审查的制度潜力以使其发挥合宪性审查的功效，并为以后此项工作的长足发展积累必要的经验和准备。

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可以是某个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当他们对案件本身所适用的立法提出合宪性异议而又无法在司法阶段得到支持时，便可以通过合宪性审查寻求宪法上救济。显然，无论是哪种情况，合宪性审查都有助于通过法治化的方式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依宪执政。如果有继续受到侵害之虞时，权利人可以提起停止侵害之诉。

受赠人对此不服，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称该公民侵害了其宗教信仰自由权。(4)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概念固然是德国联邦法院通过直接援引基本法1条、第2条关于人格尊严的规定创设出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基本法本身规定了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或者说，可以以德国基本法中的规定作为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请求权基础。依据我国通说，公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并不能直接获得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参见王利明：《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笔者认为，基本权利原则上不应该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围，但是，应当在《侵权责任法》中预留适当的接入管道，以求保持基本权利对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效力涵摄。

[4]《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过意或者过失地部分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有义务向他人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第1款)。在《民法总则》颁布实施之前，其请求权基础既不是《宪法》38条，也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1条，其真正的请求权基础应当是《民法通则》106条第2款关涉人身的规定。

就私法来说，其在实施基本权利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形成人身权、财产权的内容。从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对该条款秉持过度开放化的理解，而是通过司法解释审慎地拓展其他人格权益的范围[33]。对国家公权组织施加正向保护公法权利的法律责任，如公权机关保护公民选举权、受教育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等公法权利的法律责任。在本部分内容中，笔者拟对接驳基本权利与侵权责任法的纯粹经济损失进行分析。

但是，如果民事主体所侵害到的权益属于一般人格权，由于该种权利在内涵上的不确定性，侵权行为的违法性需要法院加以积极的确认，从而判定其是否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属于最上位的原理性权利。前种保护方式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即：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对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的侵害，侵权行为与权利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违法等。相应地，公法与私法之间的衔接也就无法得以顺畅地实现。

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二、基本权利经由纯粹经济损失影响侵权民事责任的路径分析 诚如前述，基本权利原则上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但是，为确保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动线流畅以及宪法对法律体系的整体统合，有必要在侵权责任法中预设联结宪法与侵权责任法的管道，以维持基本权利对侵权民事责任的必要的效力涵摄。

参见王利明：《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28]笔者认为，基本权利在私法场域的适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国家行为方式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发展使私人团体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权利。

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8页。与之相比，国内民法学界对该问题所秉持的立场却似乎基本一致。[6]《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基本权利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法益 宪法学界普遍认为，宪法原则上是不调整私法关系的，因而基本权利不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法益范围。[25]《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3)使用‘等人身、财产权益作为‘兜底条款，便于未来通过新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对目前尚未列举的权利和利益包括人格权益予以确认和保护。

(2)侵权责任法对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在保护程度和侵权构成要件上未作区分。本部分内容拟对基本权利影响侵权民事责任的另一管道(一般人格权)进行分析，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侵权责任法对其他一般人格利益秉持的基本立场 与财产权相比，人格权由于直接关涉权利主体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对该种权利的保护相较于对财产权的保护显见得更为重要。

基本权利对侵权民事责任的影响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其对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直接影响而实现，必须借助侵权责任法中影响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相关要素获得实现。笔者认为，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实际上就是在因应民法学者的前述关切及传统宪法学界前述顾虑的基础上确立下来的。

诚如前文所言，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均将纯粹经济损失纳入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之列。[40]有学者认为，人格尊严权在理论上是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利一般价值的体现，具有补充具体人格权立法不足的重要作用。

王利明教授等民法学者认为，至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是否可以通过侵权责任法获得救济，在各国法律制度中，不无争议。其二，宪法权利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它不适合于私法适用{11}35-49。参见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如是以来，基本权利经由立法获得实现的理想不就全盘破灭了吗？宪法统合包括公法、私法在内的全部法律体系的功能不就在事实上被破坏了吗？笔者认为，公法的责任在于框定私法自治的空间场域，私法的责任在于确保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

[41]《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次，宪法上有些基本权利的义务人并非具体的民事主体而是政府等公权力机关，不存在民事主体侵害这些基本权利的问题。

[7]该种观点认为，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不法侵害他人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的行为。例如，奥地利学者库齐奥教授认为，纯粹经济损失是一种并非因为人格权(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以及其他人格权)或者财产权(有体财产权和无体财产权)受侵害而发生的损害{7}243。

因此，基本权利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权益保护范围。(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种特殊民法，它与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所处的地位完全不同，适用范围存在很大的限制，不足以确立一般人格权制度。

在本文中，笔者拟在分析论证基本权利和侵权责任法所保护法益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挖掘作为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纯粹经济损失、一般人格权与基本权利之间的潜在关系，进而抽象和剥离出基本权利影响侵权民事责任的路径。立法实施是宪法实施的一种重要路径，对于中国当下的情势而言，立法实施显见得尤其重要。(3)《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系我国侵权法之一般条款，犹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民法第184条第1款前段，重要性自不待言。[23]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规定，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负同样的义务。

[18]例如，在美国1955年的Gordon v. Gordon案(322Mass.197，124N. E.2d228(1955)，cert.denied, 349U. S.947(1955))中，某人立遗嘱将其身后财产赠与他的一位亲属，但是同时附加条件：如果受遗赠人娶异教徒为妻，将丧失受遗赠权。依据该规定，结合《侵权责任法》2条的规定，纯粹经济损失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围。

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负同样的义务(第2款)。【参考文献】 {1}王利明.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J].法学家，2009(3). {2}Frederick Pollock and William Maitland. History of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vol P)，(2nd ed.)[M]. Lawbook Exchange, 1996. {3}David Howarth. Is there a Future for the internationalTorts[A].in Peter Bric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bligations[C]. Oxford University, 1997. {4}王胜明(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5}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法学杂志，2001(11). {6}程啸.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7}[奥]海尔穆特·库齐奥.欧盟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研究[M]//朱岩，张玉东，译.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王泽鉴.挖断电缆的民事责任：经济上损失的赔偿[A].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七册)[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9}李昊.纯经济上损失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J].中外法学，2009(5). {11}刘志刚.宪法私法适用的法理分析[J].法学研究，2004(2). {12}刘志刚.公序良俗与基本权利[J].法律科学，2009(3). {13}梁彗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14}张新宝.我国人格权立法：体系、边界和保护[J].法商研究，2012(1). 作者简介：刘志刚，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该种情形下，从公法层面来说，由于侵害公法权利的主体并不是国家公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因此，公法无从发挥效力。依据该法第1382条[1]和第1383条[2]的规定，法国侵权法的保护对象是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包容性的损害，而不限定于权利。